第五十七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中國在世界上曾經輝煌過，這種輝煌一直持續到十五世紀上半葉。也許是為了探尋傳說中的建文皇帝，也許是為了宣揚國威，宦官鄭和率領的龐大艦隊曾經七次下西洋，打通了從中國前往東非的航線。

自永樂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八年間，鄭和率眾七次遠航。第一次從永樂三年六月到永樂五年九月，自蘇州劉家港出發，經曆爪哇、蘇門答臘、錫蘭、印度西海岸的柯欽以至古裡(今科澤科德)。第二次從永樂五年十一月到永樂七年七月，沿同樣的路徑至古裡。第三次從永樂七年九月到永樂九年六月，以東印度洋為中心，從爪哇、蘇門答臘往錫蘭，又北上印度東海岸，抵孟加拉灣，然後折回馬六甲海峽，在馬六甲修築城塞後返國。第四次從永樂十一年十月到永樂十三年七月，又經東印度海岸折往波斯灣，到達霍爾木茲。也有認為這次遠航到達東非沿海的。第五次從永樂十五年秋到永樂十七年七月，與前次航線相同，抵波斯灣，又另分一支船隊經由阿拉伯南岸遠航到東非沿海的摩加迪沙、布臘瓦、馬林迪等地。第六次從永樂十九年春到永樂二十年八月，除駛入波斯灣外，另有分隊繞東非沿海諸港口航行。第七次從宣德六年元月到宣德八年七月，進行了經由印度西海岸入波斯灣的最後一次航行。這次，鄭和的部下到達了阿拉伯的麥加。據《明史》記載，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時所率部眾就有二萬七千多人，船舶長四十四丈、寬十八丈的就有六十二艘，規模之大，史所未有。前後七次所經國家凡三十餘國。這樣的空前壯舉，較之葡萄牙的達-伽馬由伊斯蘭教徒導航橫渡阿拉伯到達科澤科德早八十多年，也加深了中國和所到各地貿易和文化交流。

鄭和七下西洋，率領15世紀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遠洋船隊，開辟了中國古代史上最長的遠洋航道，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它開星象定位、磁針定向、鉛錘測探、海圖定泊等現代航海術之先河，棹槳起落，揮灑著科技強勁的實力，篷帆張舉，鼓舞起創新求索的精神。

明初幾十年間，中國古代科技正跨越光輝的頂點。在此之前，中國科技在世界上領先長達14個世紀以上，鄭和的遠下西洋，集千百年科技創新之大成，其所到之處，無不燃亮起科技文明的燈火。在此之後，背負著曆史重荷的中國文明包括其科學技術，逐漸滯後於西方新興國家，鄭和的遠下西洋，航行在古代中華科技發展的分水嶺上，其餘音繞海，成為千古扼腕的輝煌絕響。

中國人並不缺乏開拓精神，但這種由政府組織的遠洋活動卻明顯缺乏經濟頭腦。

鄭和下“西洋”的動機和目的，也是明成祖朱棣派遣他出使“西洋”的動機和目的。明朝初年，正是國勢向上發展的時期。這時在北方，蒙古的勢力已被驅逐出長城以外，明朝的封建統治已十分鞏固，加上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國勢日趨強盛，這就有可能使它向海外發展。朱棣自認為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供主”，要海外各國都來朝貢。和曆代功利主義的封建帝王一樣，朱棣也是一個功利主義者，他也要宣揚國威，向外示富。

到了永樂年間，由於國力強盛，朱棣要建立一個天朝大國的思想就更加強烈。明成祖的個性好大喜功，常常向異域顯示中國的富強，對明朝初期對海外的消極政策深表不滿，故朝廷對外政策為之一變，即位後便派宦官出國，召各國來朝，此舉無疑可以提高明成祖的威望。鄭和下西洋便可以在國外顯耀兵力，向海外各國誇示中國的富強，宣揚明朝的威德。同時他還想用揚威海外來緩和國內國內一部分人對他武力奪取皇位的不滿。

他還想用揚威海外來緩和國內一部分的人對他武力奪取地位的不滿。有些書上說的朱棣派鄭和下“西洋”，是找尋建文帝朱允文的下落。據說，“靖難之役”以後，朱允文出走，不知所終。祖的皇位是發動靖難之變後，從侄兒建文帝手中奪得的。這在猜忌心很重的朱棣看來，自然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明成祖懷疑他逃到海外避難，恐怕他將來對自己構成威脅，所以派鄭和下西洋暗中偵察建文帝的蹤跡，以杜絕後患。

鄭和率領的龐大船隊，就其活動的性質來說，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隊，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團，而是由封建統治者組織的兼有外交和貿易雙重任務的船隊。

他出使的任務之一，就是招徠各國稱臣納貢，與這些國家建立起上邦大國與藩屬之國的關係。為了完成這一任務，鄭和所到各國以後，第一件事便是宣傳朱棣的皇帝詔書。向各國宣諭：明朝皇帝奉天乘命的上邦大國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來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說的去做，各國之間不可以眾欺寡，以強淩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如果奉召前來朝貢，則禮尚往來，一律從優賞賜。

第二件事便是贈送禮物。賜各國國王誥命銀印，賜國王及各級官員冠服和其他禮物，表示願意和那些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的關係。

第三件事是進行貿易活動。以中國的手工業品換取各國的土特產品，使各國為中國的精美、完好的手工業品所吸引，從而願意來中國稱臣納貢，進行貿易活動。中國出口的絲織品和瓷器等，早就在亞非各國享有盛譽。亞非的很多國家早就想同中國發展貿易關係。隻是由於朱元璋“海進政策”，才限製了這種貿易的發展。朱棣取消“海進政策”派遣鄭和出使，表明中國恢複了同海外各國的正常貿易。海外各國同時也認為，跟中國納貢稱臣，進行貿易，建立友好關係，是有利可圖的事。

可下西洋雖然給皇帝帶來了大量的奇珍異寶，對於大明帝國的財政來說卻是一項沉重的負擔，後來，由於財政危機，大明帝國政府不得不停止了這一項勞民傷財、入不敷出的遠征壯舉。

為了防禦倭寇和其他來自海洋上的威脅和侵略，中國政府采取了閉關鎖國的國策，雖然帶來了四百年的安寧，卻也使得中國從這個世界上孤立起來，慢慢地衰落了。

直到公元一千八百四十年，英國的艦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我們才發現，我們的確落後了很多。外國殖民者不但船堅炮利，而且有著先進的思想理念，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對於外來資本主義的衝擊，我們必須作出回應。

封建製度在中國是行不下去了，這一點，不但是愛國青年，就是愛國小囡囡都一清二楚，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又冇有在中國建立起來。要融入以西方為首的世界體係，我們必須要采取近代的資本主義製度。這是一項前所未有的變革，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上一次具有開天辟地意義的大事。這場變革是從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開始的，比起日本的明治維新（1868年）足足晚了四十年！

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成為東亞最強大的國家，它先後打敗了中國和沙俄，是世界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輕視的力量。

我們要實現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除了日本，還能學習誰呢？

光華帝國元年（1909年）1月5日，在乾清宮召開禦前會議，與會者有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楊度、湯化龍等人，共同商討土地改革的大事。

首先由農林部尚書湯化龍說明情況：

明清之際，經過長期戰亂，經濟殘破，土地荒廢，人口銳減。清朝確立全國統治之後，采取各種措施使經濟得到了恢複和發展。

在農業方麵，清廷獎勵墾荒，招集流民授以土地，資助農具種子，延長墾荒升科的年限，並以墾地多少衡量地方官的治績。故中原無地的人民紛紛向地廣人稀的四川、雲貴、台灣、新疆、東北、內蒙流動。全國耕地麵積增加，順治中隻有五億多畝，乾隆時達到七億多畝。康熙八年，實行更名田，將明朝王公勳戚、官僚地主占有的大批土地給予原耕之人，永為世業，刺激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又減輕賦稅，除遇水旱災荒豁免和減收外,多次普免全國錢糧,減輕人民的負擔。在水利方麵,投入大量財力物力治理黃河、淮河、運河、長江、錢塘江、永定河，努力減輕水災，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提高農業產量，保持運輸暢通。重要的水利工程有以束水攻沙的方式治理黃淮、修固荊江大堤、修築江浙海塘工程等。農業生產方麵，在傳統農業技術的基礎上，對耕作方法、灌溉、施肥、選種均有某些改進。北方試行區田法種植水稻、南方種植雙季稻，也獲得一些成效。特彆在各地推廣高產作物番薯、玉米，對於提高產量防止災荒，供應口糧，保障人民生活具有重大作用。經濟作物方麵，棉花種植甚盛，長江三角洲和東南沿海是著名的產棉區。江浙、廣東種桑養蠶，獲利甚厚。此外，茶葉、煙草、甘蔗、苧麻、蓼藍等作物生產也很繁盛。

乾隆後期，清朝走過了全盛階段而逐漸衰微。首先是土地兼並嚴重，社會矛盾尖銳。大地主田連阡陌,廣大貧苦農民無地可耕,淪為佃農、雇農。地主出租土地，收取高額地租，往往達收獲量的一半以上。地主還采取超經濟的強製手段，逼迫農民服勞役，送節禮，進行人身控製。雇農或做長工，或做短工，工資微薄。農村中還有相當數量的自耕農，在自已的小片土地上耕作，一遇天災人禍即傾家蕩產。

在土地急劇兼並、封建剝削苛重的情況下，清代的人口卻在迅速增長。康熙時在冊的丁數近二千五百萬,加上婦女老幼與隱匿人口，估計總人口約一億多人。乾隆六年(1741)，全國第一次人口統計為一億四千萬人。一百年後，即道光二十年(1840)增至四億一千萬。人口增加三倍，但耕地麵積並未相應增加。

清世祖順治12年（公元1655年），根據明萬曆墾田數原額，剔除災荒數，墾田總數減為頃。35每人平均16.69畝。後又繼續增加到500餘萬頃。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墾田總數達頃。36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墾田總數增加到頃，37每人平均28.72畝。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墾田總數達頃，38每人平均32.54畝。乾隆五十九年，全國人口三億七千零四十六萬，全國耕地約有九億畝，每人平均占有耕地不足三畝。人多地少，謀生困難，矛盾十分突出，再加上曆年發生水旱蟲災，糧價騰貴，饑民遍野，社會秩序日益動蕩。

要想建立一個穩固的政權，獲得農民的支持，就必須解決土地問題，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條真理。

但如何解決土地問題，卻是爭論的焦點。

土地改革本身就是一場產權革命，但是就這場改革來說，一般分為兩種，一是對地主階級的土地實行無償冇收和無償分配給農民的辦法。它又分為實行土地國有和土地私有兩種辦法，前者將全部土地收歸國家所有，然後無償分配給農民耕種；後者則繼續實行私有，隻是將原來屬於地主富農的土地無償轉為農民所有。另一種則是對私有土地實行數量限製，對多餘土地實行有償征收和有償分配的辦法，如日本。

前者以現實中的中國共產黨實行的土地改革為例。

中國大陸的土地改革，屬於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土地改革，但是在具體作法上又有自己的特點，一是對階級和階層的劃分非常詳細；二是實行以農民私有為主體、以國家所有為輔的兩種所有製結構。這種無償冇收和無償分配的辦法，特彆是劃分階級以及對不同階級實行不同政策的辦法，對農村產權製度的演變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劃分階級和成立農會的影響。由於土地改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的組成部分。而劃分階級又是實行土地改革的前提。

將農村的所有人口都劃分為不同的階級和成立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領導下的農會組織是中國土地改革的重要特點，這既是土地改革的出發點，也對土地改革及其以後的農村政治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

階級劃分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土地改革作為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一方麵需要依賴於革命政權的建立和鞏固，另一方麵則實際上本身就是一場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和消滅另一個階級的革命鬥爭。因此，從中國共產黨成立並領導民主革命起，就麵臨著確定誰是革命的敵人、誰是革命的朋友、誰是革命的主力軍等，而土地改革從一定意義上講，則是為動員廣大農民積極參加革命的主要經濟激勵。最早比較具體劃分農村階級和各個階層是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在土地革命時期，中央蘇區則製定了更為具體的劃分農村階級標準。如地主、破產地主、富農、反動富農、上中農(富裕中農)、下中農、貧農、雇農(工人)、知識分子、遊民、宗教職業者、地主富農兼工商業者、參加紅軍的地主富農分子、工本人為工人的地主富農家庭、地主富農資本家與工人農民相互結婚後的成份。建國前後的土地改革，則進一步將劃分農村階級的標準詳細化和具體化。增加了“小手工業者”、“手工業資本家”、“手工工人”、“小土地出租者”、“小商小販”、“開明士紳”、“惡霸”等。

雖然劃分階級的主要依據是其職業和主要收入來源，即經濟標準，並不依據其政治態度。但是階級的劃分卻確定了其財產的處置和政治經濟待遇和社會地位。由於對作為劃分階級標準的耕地及其它財產，並不考慮其來源，即屬於合法繼承、本人勞動積聚，還是依靠權勢和非法收入霸占購買的，甚至不允許土地所有者以捐獻的方式將土地和財產貢獻出來，隻要被劃分為地主，就要無條件地冇收其一切財產(對富農則是無償征收其多餘土地和生產資料)。另外，階級劃分還不僅用於冇收和分配土地，更重要的是將部分人在政治上打入另冊或升為優等階層，如一但被劃為地主，就被列入敵對階級，被剝奪了公民權和在社區內的平等權力，更不用說參加政權的機會了。這種劃分並不由你個人對新政權的態度以及德行所決定。另外，細致的等級劃分，也為國家利用不同的等級政策提供了條件(列入國家可以根據需要，今天將富農算作中立階級，明天就可以將其算作敵對階級)。這種辦法實際上就是由國家掌握了每個人的生殺予奪大權，造成國家直接乾預農民的命運和農民對國家的服從。

同樣，通過土地改革，農村的政權基礎發生了巨大變化，過去以地主豪紳和宗族為基礎的鄉紳統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由共產黨組織、農會以及共青團、婦聯等群眾組織為基礎的現代政府管理。這對中國農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社會進步。它大大加強了國家對農村的控製，保障了國家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

(二)無償冇收土地的影響。

中國土地改革與非社會主義國家和地區(如日本，如台灣地區)土地改革的根本性區彆有兩個：一是土地的征收和分配都是無償的；二是冇收對象的確定不是根據政治態度或著財產來源，換句話說，土地和財富的多少是所有者能否保有所有權的唯一標準(是否參加農業勞動隻是一種附屬性的標準，土地和財富多了以後，所有者自然就不會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因為體力勞動畢竟不是一種享受，財產管理和貪圖享受是擁有財富的必然結果)。

承認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和權利平等規則，就等於否認國家權威的至高無上和部分人享有特權，實際上這也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前提，是產權製度上資本主義區彆於封建社會的根本所在。因為資本主義製度的確立就是在於否定將國家置於人民之上的封建製度，確定國家隻能代表人民的願望和利益，而不能淩駕於人民之上，不能以自己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以自己的意誌來處置個人的財產及其收益。

表麵上看，土地改革前是土地私有，土地改革後仍然是土地私有，從產權製度上來說並冇有多少變化，但是後一種私有，是建立在靠政府來否定部分人(地主和部分富農)私有基礎之上的，換句話說，土地改革以後的私有製，已經融入(或稱“鑄進”)了國家的權力，尤其是土地改革說明：土地和財富增加反而會導致其所有權的喪失，也就是說國家法律將不會最終承認和保護合法的私有財產。

(三)無償平均分配土地的影響。

土地改革通過強大的政府力量，采用經濟上無償冇收地主富農土地和財產分給農民、政治上剝奪地主公民權的辦法，迅速實現了高度平均的“耕者有其田”，極大程度上縮小了貧富差距，在自然資源緊張的條件下，使中國大部分農民獲得了生存權和發展權，從而在總體上大大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但是這種以鄉為單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辦法，以及按階級和貧困程度分配其它生產資料和財產，實際上是一種“均貧富”的“免費午餐”，農民無償得到的土地和財產，來自於國家的賜予(雖然是以農民自己鬥爭的形式)，來自於政治鬥爭，這就使得土改後的以土地為主的產權被摻進了政治因素，一方麵造成分得土地和財產的農民對共產黨和政府感恩戴德，將其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升遷歸為共產黨和國家；另一方麵則強化了國家與農民之間統治與被統治關係，而這與現代民主國家發展趨勢是不符合的：即政府隻是人民意誌的代表和公仆，而不是淩駕於人民之上的統治機器。

更何況，這種方法也不能杜絕土地兼並的現象，而且鐵定會引起激烈的反抗，朝廷中的大小官員，乃至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都與地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要這麼做，整個變革都會垮台，金宰闐也會皇位不穩。

另外一種就是“和平漸進”的方式的“土地改革”。

具體說來，又是通過層層遞進的三步曲進行的。

第一部曲：實行“三七五減租”。意思是地主對佃農的租額不得超過全年收獲的37.5％，所以簡稱“三七五減租”。為什麼要定這個比例呢？當局是這樣計算的：農田普通收獲量中，種子、肥料和耕作中其他成本費用要耗25％，扣除這部分，餘下的75％地主與農民平分，各得37.5％。所以就叫“三七五減租”。此外還規定，地主出租土地，租期不得少於6年，期滿必須續租，不得隨意撤租升租，保障佃權的相對穩定。農業歉收時，地主應臨時減免地租。同時對佃農也作了一些規定，如佃農地租積欠兩年的總額時，地主可以撤佃。“三七五減租”從光華元年（1908年）2月開始。“三七五減租”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利於農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由於租率下降，也導致了地價下跌。這為進一步實行土地改革創造了條件。

第二部曲：實行“公地放領”。就是由皇室和朝廷直接掌握的耕地叫“公地”。預計從光華三年即1910年開始，當局將這些“公地”陸續賣給農民，地價為耕地正產品全年收獲量的2.5倍，為了不受貨幣貶值的影響，以實物計算，全部地價由農民在10年內分期償付，不負擔利息。受領農民隻要連續交納10年地租，每年交納的租額正好等於每年應交納的地價，10年期滿，耕地即歸農戶所有，公地放領預計到1920年辦理完畢。

第三步曲：實行“耕者有其田”。為了防止地主隱瞞耕地，政府將從1911年1月到1912年4月將全國地主耕地進行重新丈量，登記造冊。然後頒布“實行耕者有其田法條例”，主要內容有：地主可以保留相當於當地耕地平均水平10倍以下的土地，超過的耕地一律由當局征收後放領給農民；征耕地價也是按耕地主要產物全年收獲量的2.5倍，當局用債券和股票的形式支付給地主。對於地主來說，“耕者有其田”政策，帶有一定的強製性，除按規定予以保留的土地外，其餘全部征收放領。

當然，還有最狠毒的一招，就像英國的圈地運動一樣，鼓勵土地兼並，同時國家投資設立工廠，招收破產的農民成為國家工廠的工人。但中國的國情與英國不同，中國冇有那麼多羊，破產了的農民也不會湧入城市，而是成為雇農、佃農。這樣做，隻能使土地問題更加嚴重。

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就是以上這些，金宰闐會選擇哪一種呢？

公告：方才才得到消息，在下的精神病學掛掉了，心情非常不好，更新可能也無法保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