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 共此燈燭光（二）
24日，當“重慶”號行駛到吳淞口外的時候，白利南派出了一個精通中國話的英國人濮蘭德乘駁船前去截“重慶”號。濮蘭德手上有上海道蔡鈞發給他的“欽犯”康有為的照片，因此他很快就在船上找到了康有為。以下是他見到康有為時兩個人的對話：
濮蘭德：君為康有為乎？
康有為：是。
濮蘭德拿出照片：此君之相乎？
康有為：然。
濮蘭德：君在北京曾殺人否？
康有為：吾安得為殺人事，何問之奇也？
濮蘭德立即出示他在上海道蔡均那裡抄來的懿旨電報，電報上寫著：“進紅丸弑上，即密拿就地正法。”
濮蘭德：君有進紅丸弑上事否？
康有為：我乃一忠臣也！
濮蘭德：我領事固知君事忠臣，必無此事，且向知汝之聯英惡俄，特令我以兵船救君，可速隨我下輪，事不可遲，恐上海道即來搜船。
康有為跟在濮蘭德身後下了“重慶”號，濮蘭德的駁船將康有為轉移到停泊在吳淞口外的另一艘英國輪船“皮瑞裡”號上去了。
至此，康有為基本上安全了。
一個千載難逢的升官機會就這樣從上海道蔡鈞的手掌上飛走了，不但如此，他將麵臨的是慈禧“暴跳如雷”的處罰。
康有為開始痛哭了，濮蘭德勸了半天才止住。他哭的原因有二：首先是為自己的身敗名裂而哭；同時他從慈禧的電報上推測，皇上肯定被慈禧殺了。
“皮瑞裡”號在吳淞口外停泊了兩天。在這兩天裡，康有為不停地寫信。給朋友寫，請求他們救自己的家人；給家人和學生們寫，讓他們趕快避難。他想跳海自殺，和皇上一塊死，因此留下一封遺書，他想到了地獄、天堂和佛家：
吾專為救中國，哀四萬萬人之艱難而變法以救之，乃蒙此難。惟來人間世，發願專為救人起見，期皆至於大同太平之治，將來生生世世，曆經無量劫，救此眾生，雖頻經患難，無有厭改，願我子弟我後學，體吾此誌，亦以救人為事，歲經患難無改也。地球諸天，隨處現身，本無死理。至於無量數劫，亦出救世人而已，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間，何足異哉？到此亦無可念，一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報，為可念耳。（見《康南海先生墨跡》，《戊戌變法》(一)，第409頁。）
在準備跳海自殺的時候，他還作了首詩：
忽灑龍翳太陰，紫薇移座帝星沉。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青天夜夜心。（見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四)，第162～163頁。）
康有為冇有跳海。他冇有死。
9月29日，英輪“皮瑞裡”號到達香港，康有為徹底脫險了。康有為最積極和忠實的追隨者梁啟超也在洋人的掩護下脫險了。掩護梁啟超的是日本人。21日，在京城一片步軍搜查的馬蹄聲中，梁啟超和譚嗣同商量著怎樣救康有為。譚嗣同建議去求日本公使，讓日本公使給駐上海的日本領事發電報，設法掩護康有為。梁啟超趕到日本使館求見日本代理公使林權助時臉上“顏色蒼白，漂浮著悲壯之氣”。他請求日本人救中國的皇帝。說完了，到街上去觀察動靜。步軍此時已斷絕交通，盤查所有行人，滿街殺氣騰騰。他終於隻有又跑回日本使館。當夜，他在日本使館留宿。
第二天，譚嗣同來日本使館看他，勸他逃亡日本。而說到自己時，譚嗣同表示“自己決心一死”。他把自己詩文辭稿數冊以及家書交給了梁啟超之後，便又回到自己的住所去了。
步軍們已經注意到日本使館裡的不正常。於是，日本代理公使林權助立即派正在北京的日本駐天津領事鄭永昌陪同梁啟超化裝出城。至於他們到底化成了什麼樣，史書冇有記載，但可以想像化的絕對不是一般的裝，因為他們竟然瞞過了布滿城門的步軍官兵們的眼睛。
梁啟超在天津徑直上了日本人的軍艦，軍艦直接開往了日本橫濱。梁啟超在《去國行》中描述了他逃亡時的心境，行文仍有騷體美文之風：嗚呼，濟艱乏才兮，儒冠容容，佞頭不斬兮，俠劍無功，君恩友仇兩未報，死於賊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見梁啟超：《去國行》，《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
10月24日，康有為從香港到達日本和梁啟超會合。
康有為對於戊戌變法的失敗、六君子被殺，心情異常悲憤，唯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光緒帝尚健在，變法新政或許還有中興的希望。於是，在百日維新期間依靠君權變法的幻想，凝成了保皇複辟的決心，以為欲救中國，惟有迫使慈禧歸政、光緒皇帝複辟之一途。為此，他與梁啟超首先考慮重建自己的宣傳陣地。當年十一月十一日，梁啟超在日本橫濱發刊《清議報》，以“尊皇”為宗旨，認為中國能立與否，全係乎改革不改革；能改革與否，又全係乎皇上有權無權，故當前“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同時也深刻指出民族危機的嚴重，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和侵略手法；尖銳抨擊以慈禧為首的封建頑固派所謂“逆後賊臣”之凶殘守舊和昏庸腐朽；批判封建專製，闡述“國”與“民”的關係，謂“不有民，何有國；不有國，何有民。民與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提出資產階級“國民”的概念，其民權思想比戊戌時期更進一步。康、梁當時又以“維新誌士”流亡海外，在愛國華僑中頗具威望，故此《清議報》在輿論界有相當影響。為了飽受“禁錮之厄”的皇上，康有為在海外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今上聖明，必有複辟之一日，餘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儘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台之厄，其他非餘所知。”便是“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的綱領。他在英國、美國到處遊說集資，設立“保皇會”的分部，他甚至還請一個名叫荷馬李的美國人來訓練“保皇軍”，且“代表中國皇帝”封荷馬李為“大將軍”，發給他一套大清帝國的“將軍服”。康有為的相片和那個穿著帝國軍服的美國人荷馬李的相片並排掛在了“保皇會”的辦公室裡。光緒皇帝在孤島一樣的瀛台度過他30歲生日的那一天，康有為在美國組織了大型的“華僑行禮”活動“龍牌在上，龍旗在頂，鄉人無工商貴賤老幼，長袍短褐，鹹拳跪起伏，九叩首，行漢宮威儀”。
對於這樣忠心耿耿的人，金宰闐當然是要重用的啦。
其實，早在慈禧太後死去的第二天，金宰闐就向中國駐日本公使館、日本各報館，拍發了一道電報，召康有為、梁啟超回國，其文雲：
大清帝國駐日本國公使，日本國各報館，康有為、梁啟超二先生電。朕自即位以來，夙興夜寐、宵衣旰食，未嘗忘祖宗社稷也。康、梁二先生，朕之故友，朕未敢忘也。今大局初定，百廢待興，朕思古之伊尹、傅說而不可得，願以卿相之位以待二位先生。願二位先生念及舊誼，早日歸國，以助朕躬。
康有為、梁啟超等的就是這一天。接到電報後欣喜欲狂，當即吟哦杜甫的詩作《聞官軍收河南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若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至洛陽。馬上回電，其中約莫是些“鞠躬儘瘁，死而後已”之類的話，也毋庸贅述。反正是康有為、梁啟超二人是收拾行裝，準備回國了。不想就在此時，發生了一件意外，使康有為、梁啟超二人的歸期，又晚了好些天。
原來康有為、梁啟超組織保皇黨，其宗旨在於保光緒、倡導立憲，與孫中山的同盟會可以說是爭鋒相對。於是兩方在東京一帶報館，展開論戰。梁啟超在日本重建改良派的宣傳陣地，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創辦《清議報》，前後曆時三年，共出100冊；二十八年又創辦《新民叢報》，曆時近六年，共刊行96號。康有為有一好友，名喚楊度，乃是保皇黨中翹楚。他鼓吹君主立憲，張皇帝政，尤為賣力。你想日本國裡麵，是革命黨人聚集的地方，他們統統反對皇帝，自然反對楊度，當下有革命黨少年，尋至楊度寓所，贈他兩粒衛生丸，一丸及胸，一丸及腹。幸虧楊度躲閃得快，隻傷及皮膚，未及要害，還算保得住性命。
卻說這位楊度，也是非同小可。他是湖南湘潭人，字皙子，號虎公，生於光緒元年（1875年），年少時曾參加公車上書，年輕時師從國學大師壬秋老人習帝王之術。壬秋老人即是湖南名士王闓運，王闓運曾經對出過“欠食飲泉，白水豈能度日”這樣的絕對（他的下聯是：麻石磨粉，分米庶可充饑），寫過一首《圓明園詞》，時人比之為白樂天的《長恨歌》。後來楊度又醉心於新學，上了湖南師範，但在場屋之中，卻屢戰屢敗。到了1903年，清政府於苟延殘喘之餘，也想彆開生麵，在“保和殿”新開禦試“經濟特科”，楊度是第一批考生。榜發後，後來成為北洋政府財長的梁士詒被取為一等一名，懂新學的楊度中了一等第二名。意想不到的是，有人向西太後進讒言，把梁士詒這個名字說成是“梁頭康尾”(梁啟超的“梁”字，康有為字祖詒的“詒”字)。於是，這幫子新式科舉人物均沾上了“康梁餘黨”的嫌疑，正是為老佛爺所切齒痛恨的。眼看博取到手的功名，轉瞬即失，楊度懊喪不已，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留學日本謀求救國之道，充任駐日留學生聯合會的副會長，與楊篤生等創刊《遊學編譯》，在1905年，清政府為了挽救危亡，迫不得已準備立憲，派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他們到歐、美、日本走了一趟，回國後也是糊裡糊塗，摸不著頭腦，被時人戲稱為“出洋看洋畫”。而楊度除了日本外，哪裡也冇去，卻被請來捉刀代筆，為這五大臣的出國考察寫出考察報告《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和《實行憲政程序》。楊度為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寫考察報告，並因此得名。清政府有關“立憲”的文件多出自楊度之手。楊度還主編過《中國新報》，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楊度被刺受傷，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自然是延醫送藥、悉心照料，延誤了回國的日期。但楊度既然傷在革命黨人手中，對孫中山更是恨之入骨，累得同盟會中，多一強敵，不得不嚴加防範了。
直至光華元年一月二日，維新第一詔下達之後，楊度病體初痊，三人方才離開東京，搭乘東洋丸歸國。半個月後，金宰闐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見了三人。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複何夕，共此燈燭光！”見到康有為、梁啟超，金宰闐忍不住吟誦起杜甫的名作《贈衛八處士》，來表達他心中的感受。
康有為經曆了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政變的風雨，成熟了許多，他冇有過多的感慨，而是問道：“皇上召臣等回國，不知所為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