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大國外交（一）

大英帝國駐華公使朱爾典（johnjordan）是在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履新的，他和袁世凱在朝鮮相識，彼此有深厚的私交。庚子之役，袁在山東的措置，甚得西人稱道。迨任北洋大臣及外務部尚書，對內推行新政，對外聯好英、美，聲譽益隆。所以，比起金宰闐這位大清帝國的光緒皇帝來，朱爾典其實更看好袁世凱。不過，因為袁世凱謀逆失敗，王士珍和吳長純造反，叛軍曾經攻擊過東交民巷的使館區，這些外國公使們對於袁世凱的印象也就大幅度下滑。而禁衛軍幫助守衛了東交民巷，使外國使館免受叛軍的攻擊，保護了外國僑民，所以公使團就決定在聖誕節這一天晚上舉辦晚會，宴請光緒皇帝。

當然，這些都是表麵上的理由，真實地情況是朱爾典們想要弄清楚剛剛掌握國家政權的皇帝的施政方針，是否會對列強的利益造成損害。由於外國勢力在遠東的發展，雖然不是名義上的瓜分，但實際上，中華帝國已經麵臨瓜分的威脅。這一事件是發生在中國過去曾經以輝煌功業重振天朝聲威的一個非漢族皇朝的衰弱時期。自從1644年以一個六歲的小皇帝開始，兩百六十多年來，這個起自長城以北的王朝一直在中國持續著繁榮昌盛的統治。在世界上也可以稱得上一個偉大的強國。1840年的鴉片戰爭可以看成是中國衰敗的源頭。鴉片戰爭昭示的不僅是典型的現代與傳統兩種社會體係的衝突，而且揭開了西方與東方兩大文明體係在中國衝突的序幕。由於地理大發現、工業革命、以歐洲為核心的世界範圍的國際貿易體係的出現，加之19世紀國際政治舞台處於中心地位的維也納體係，西方世界對曆史悠久的中國的衝擊是遲早要發生的事件。在民族國家的競賽中，英國不僅工業革命業績昭然，而且政府鼓勵自由貿易，從而使英國得以最早叩開中國堅固的大門。與處於上升和擴張時期的英國比較起來，清朝帝國卻顯現出衰敗的跡象。封建帝國末期周期性的死亡征兆已經出現，從而使鴉片戰爭代表的兩大文明衝突的勝敗早在開槍開炮以前便見分曉。

到了1895年以後，從大的國際背景看，德國及日本的崛起是這個時期引人注目的現象。在歐洲，卑斯麥治理下的德國動搖了傳統的維也納國際政治體係。在歐洲，德奧同盟和德意奧同盟威脅著法、俄的傳統勢力範圍，在歐洲以外，德國成為英國殖民地勢力範圍的主要競爭者，在遠東，德國成功地乾預了中國事物，法、俄、德的聯合行動導致日本歸還遼東半島（三國還遼），此後，德國強占膠州灣，成為瓜分中國列強中的一員。

在亞洲，自19世紀70年代起，國際因素中引人注意的現象是日本。黃海戰役使日本成為遠東霸主，日本不僅控製了朝鮮，而且占領了台灣和澎湖列島。而且將勢力擴大到中國的東北。日本作為中國的近鄰，它受西方的衝擊較中國要晚，程度要輕，但卻早於中國進入現代化，1902年英日同盟的建立使日本成為英國夥伴，日本也因此脫亞入歐。而且，日本追求的是德國模式的現代化，對外奉行強盜式的擴張政策，其對外擴張的基礎是亞洲鄰國，侵略的重點是中國。

1874年日本首次侵犯台灣，在這一時期，工業革命進入第二階段，電力取代了水蒸汽，石油和天然氣取代了煤炭，世界資本主義進入了馬克思說的壟斷資本主義時期。西方列強普遍奉行帝國主義政策，在國際事物中更傾向於使用戰爭手段。在爭奪世界的過程中，帝國主義開始瓜分中國，除了德國強租山東膠州灣外，英國控製山東威海衛、法國瓜分了華南諸省。民族生存從來冇有象現在這樣迫切。國際環境給中國的壓力達到曆史的最高點。

總而言之，中華帝國未受谘詢而被秘密地劃分為英、法、日、俄各有利益的幾個地區。表麵上，它們都宣布承認門戶開放政策，和被它們犧牲者的完整和獨立的原則。

與此相應的，是中華民族的反帝愛國運動從來也冇有停歇過，這種運動甚至影響到了朝廷的上層。林則徐、魏源及梁廷楠等早期思想家從此意識到在中國進行製度化變革的必要。林則徐的《四州誌》、魏源的《海國圖誌》、梁廷楠的《合眾國誌》就是他們反思的成果。引人注意的事件是，19世紀60年代開始了長達近30年的體製內當權者對外來壓力的的第一個有意識的應對措施洋務運動。中國近代社會最初的憲政改革思想和憲政改革力量早期維新思想和早期維新派（郭嵩燾、薛福成、黃遵憲、文祥、馬建忠、曾紀澤、崔國因、）就是在這種變革過程中運用而生的。

《馬關條約》的賠款割地，使中國人的危機感達到了極端。康有為聯合在京會試的舉人1300餘人進行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第一次集體性的政治請願“公車上書”。戊戌變法的中心內容之一是體製內的開明派與維新派精英集團合力進行的推動憲政化的運動。隨之在一係列的內憂外患的壓力之下，鎮壓維新運動的當權者被迫開始了全方位開放、君主立憲作為一種政治和變革思潮在中國開始興起。“變法”、“新政”和德日憲法模式的抉擇。立憲、官製改革、責任內閣製、中央及地方準議會的建立及試驗這一係列新觀念和新事物在眼花繚亂之中紛紛在中國社會登場。

1901年，清政府在西安“行在”發布了“變法上諭”，而導致這一舉動產生的直接背景是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清政府逃亡，以及後來被迫簽訂的“辛醜條約”。

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的勝利被認為是立憲的結果，從而再次極大地推動了業已開始的立憲輿論準備。“此非日俄之戰，而是立憲專製二體製之戰也。”1905年1－5月，俄國陸海軍相繼在旅順口、沈陽、對馬海峽遭到日軍的毀滅性打擊，這一事件，再次推動了中國的立憲運動的發展。日勝俄敗，中國人民抗拒專製，要求立憲的力量又從壓抑中爆發出來，反對專製要求立憲的呼聲日高，並把立憲運動推向準備階段。這是在戊戌政變之後的新的一輪變法運動的呼聲。

1905年7月2日，直隸總督袁世凱，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連銜請自12年之後實行立憲，並請簡派親貴大臣赴各國考察政治。與此同時，清朝親貴中的一些人類也開始公開主張立憲。陸軍部尚書鐵良及民政部尚書徐世昌等“於憲法亦粗有討論”，湖南巡撫端方入朝召見時，又反複建議實行立憲，商部尚書貝子載振支持端方，於是慈禧在時局艱難、內外壓力下，被迫同意實行立憲。

現在，朝政已經到了皇帝的手中，他會怎麼做呢，是將君主立憲繼續下去，還是回到原來的專製呢？這是朱爾典想要知道的第二個問題。